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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论文范文写作 作为现象的身体:中国现代文学文化身体二次文献概述相关论文写作资料

    主题:中国现代文学论文写作 时间:201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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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文学文化中身体的二次研究(secondary studies)②中,有一种主张使人倍感振奋:身体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人们在偶然情况下随意地把当代现实定义为“现代”,之后,身体才开始出现.该观点把中国文学文化中的身体与现代性相结合,同时,也把身体置于全球化语境的现代性之中.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英语二次文献中,身体的历史是一个现象学问题.

    一位艺术史学家较早就明确提出了该观点.在一部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身体谱系试金石的论文集③中,约翰·海伊(John Hay)指出,当看到肉体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时,我们就知道用皮肤界定身体是一种误区.该主张语言简洁、观点激进:中国绘画传统中“裸体”缺失的原因——人体在中国艺术中“不可见”的原因——是身体“于文化中不存在”④.虽然该论文属于视觉文化范围,但也涉及了文学研究.事实上,海伊就是借用《金瓶梅》作为重要案例之一来阐释肉体的文化嵌入性的.《金瓶梅》因其对肉体的描写著名,描写放大了身体暴露的文化经济学,不论是作为整体的身体,还是作为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海伊注意到,《金瓶梅》中对女主角身体的描写并非基于解剖学细节,而是采用了类比的方式:潘金莲的身体部位(头发、眉毛、面部、躯干、手指、腰部、胸部)被比喻成黑乌鸦的翎毛、柳叶、杏仁、樱桃、银碗、花朵、嫩葱和玉.“身体在此连整体都算不上,更不用说作为一个由骨架结构支撑外形,由丰满的肌肉和其包裹的血肉所定义的,结实的形态完美的实体而存在了.”⑤海伊继而总结到,如果习惯用类比方式定义肉体,那么“真实”的身体总是充满寓意的.他因此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中国的表现体系(representational systems)可能毫無意义,因其注重对裸体和肉体的“现实主义”描写.海伊提出:“由于‘中国’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而不是民族的,所以中国无法接受完全没有编码的身体,裸体并不属于中国,或者现在还不属于.”⑥

    不管探讨被称作“身体”的任何有机经验和普遍物体会引发何种争议,海伊的论调了从现象学来认识——身体可能是什么或可能不是什么——我们如何在认识论上理解它——和身体的表现美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很重要,如鲁迅在日本学医时就曾受过解剖学培训,与同时期民国时期作家一样,都在开始尝试新的文学形式时就面临着关于肉体和“现实主义”问题的困扰.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是较早认识到中国早期现代文学中身体现象学与文艺美学之间关系重要性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在现实主义的形而上学中,身体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等然而是自然世界的那些特征,强行践踏作为真实象征的身体虚构性自主.”⑦这句话提醒我们,文学现实主义并非是纯粹方法论上的,脱离身体存在或仅作为身体附属品存在的美学形态——恰相反,脱离身体,现实主义美学将不复存在.如安敏成所言,身体尤其是身体死亡对现实主义极为重要,因为身体物质性是现实主义描述“自然世界的那些特征强行践踏”感知自主的基础.现代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多描写痛苦、创伤、疾病、饥饿、性欲和焦虑的强烈表现.试想,如果现实主义描写身体健康和幸福,那现实主义还是现实的吗?安敏成的论文提醒我们,对文学“现实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客观性,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表现方式,该表现方式的美学又尤其受到肉体问题的特殊限制.因此,无论安敏成对身体现象学与文艺美学之间关系的观察,还是海伊对“寓言式”与解剖学式两种表现身体不同方式的对比,都共同强调了中国现代主义者对文艺美学干预的真正激进本质,他们不仅尝试了描述身体和“现实”的新方法,而且扩展到用现象学对人体本身进行重新界定.与此同时,尽管存在一定局限,但很明显,这种新现象学与当时西方和其他非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实践站在了同一阵列中.

    承认从中国某些文学传统中对人体类比表现方式到中国早期现代主义实验中更为“现实”表现方式的这种现象学的转变,并不是说中国在进入现代之前对解剖学不了解,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研究过生理学以及分散的器官结构,或者类似“科学的”性质;这些属于一个完全独立的研究领域,已经在中国科学史的二次文献中被研究得很透彻.但对于文学研究而言,肉体美学并不等同于与肉体分类学.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⑧对古典希腊文和中文解剖学传统的比较研究,虽并非对文学和文字用法的专门研究,但确实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有益例证.栗山茂久的两种解剖学传统比较研究不仅解释了两种不同语境中描述人体词汇的词源演变,而且说明了使海伊着迷的视觉表达美学在两种文化中也同样存在:肌肉与整体,插图与全图.

    本人专著《图像的来世》(The Afterlife of Images)⑨以海伊,安敏成和栗山茂久的研究为基础,通过观察从清朝晚期医学和文学文本到早期实验性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来展现肉体的表现方式的变化.本书并非直接对比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尽管书中浅尝辄止地对19世纪医学传教士对肉体的认识稍作探讨,而是着重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肉体相关的科学、医学和文化交流的条件进行研究,正是这些条件(或前提)把不断变化的对医学身体的认识和不断变化的现实主义文艺美学联系起来,使早期现代性的文学现实主义美学的发展成为可能.书中一个事例有关中国解剖学实践的复杂意识形态史.传统冷战后神话常常把“中国”解剖实践置于一个科学和工业持续“进步”的进程中(由可测量的数据决定的,如武器生产,航海和殖民化进程,药理学知识系统化,等等).据此,解剖在“前现代”中国是不存在的——除了对古代医生华佗的一些零散的杜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活动家在中国强行推进解剖实践,初期主要私下进行,后期才逐步得到法律准许.《图像的来世》呈现的解剖实践引入中国的情境,并非讨论西方医学传教士如合信医生(Benjamin Hobson)把以解剖为基础的解剖学实践引入中国本身的历史事件,而是探究他们把解剖学实践引入中国的同时,也将某种美学词汇和身体概念框架引入中国——“解剖美学”(anatomical aesthetics)——鲁迅等民国时期作家得以其为基础构建描写人体的新方法,并取代《金瓶梅》中惯用的类比写作模式——这显然比解剖学实践本身的引入更有意义.换句话说,本人以海伊研究为基础,指出从早期文本中的身体表现方式到安敏成所描述的新的“现实主义”方式的转变中,解剖科学提供了关键的参考材料.本书“试图为民国时期作家的医学教育和文化来源提供一个重要的脚注,并试图阐明这些作家以何种方式达到其影响(中国)世界的愿景”,同时提供一种工作模式,用以理解“将医学例证整合到更广泛地认识疾病在文化中的传播方式,以及医学意识形态与美学整体的关系”⑩.本人试图提出一个理论框架来认识文学和文化中肉体表现方式的变化.在该理论框架中,科学和美学被置于同一天平上,它们平等地被接受、被认知,彼此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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